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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合计起来，各国宪法14%规定了外资经济制度，30%左右规定了经济体制、公有财产及所有制，超过45%对土地、自然资源制度作出规定（在大洋洲亦有36%）。
[128]策尔纳（Zöllner）针对这个观点发表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这符合合同自由原则，尤其符合《出版社法》第47条针对所谓的约稿合同所作的规定。
然而，针对在此种情形中适用《民法典》第616条第1款，一般可以提出更好的理由。seither st. Rspr.，vgl. BVerfGE 46, 160, 164; 49, 89, 142; 53，30, 57。Leisner aaO （Fn. 4） S. 388 mit Fn. 213 a. [25]过度禁令概念本身并不包含何种情形构成过分的标准。相反，只要强制执行会造成执行内容以外的基本权利的侵害和威胁，例如会给债务人造成严重的健康损害，那么就必须进行合比例性的审查（vgl. dazu BVerfGE 52, 214, 220.）。因此，为直接第三人效力的支持者所声称的国家规范创制权的代理并不契合这个事项，更为契合的则是前面针对法律行为上的约束而提到的承认这一范畴。
[130] 因此，教义学在基本权利的约束力上应该同等对待劳资协议和其他私法上的制度，这就是说，不应该在干预禁令这一层功能上直接适用基本权利。如果我们采用后一种观点，将Kündigung译为解除，那么这个术语在德国法中的特殊含义就无法准确表达出来了。[41]同时，由于状况拘束性理论所考虑的财产性质、财产效用等因素在政策性补偿中更为常见，这可能会使得行政补偿制度从法律层面遁入政策层面，或者与政策性补偿产生重合。
[23]以下仅选取判决说理部分相对清晰的三项判决进行梳理。在实践中，公权力侵害财产权的表现并非均为取得其所有权，更多情况下是侵犯财产权中的某一项或几项权能从而使财产权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当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制约时，如果该制约属于财产权人基于公共利益所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公民对该侵权行为就具有忍受义务。（三）何为损失：特别与牺牲 在厘清行为、损失、限制与补偿的关系并明确财产权限制补偿仅与损失相关这一前提后，终于可以回到财产权限制补偿中的判断标准问题。
（一）财产权存续保障与价值保障的分离 要对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进行探讨，首先需要明确对财产权保障效果的认识。当然，征收概念的涵义本身或许也值得探讨。
为尊重判决原文，本文保留原判决书内容，因此判决法律依据仍为原法第35条第1款。《自然公园法》对于自然公园的范围规定非常广，除了国有和公有土地外，还涉及大量的私有土地（国立公园中私有土地占25%，国定公园中私有土地占35%）。[15] 对此，安本典夫指出：今村成和的意图具体可分为两个层面。[9]王贵松：《美浓部达吉与中国的公法学》，《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5期，第115页。
[38]具体内容可参见[日]仓岛安司：《状况拘束性论与损失补偿的要否（中）》，《自治研究》第77卷第1号（2001），第97-117页。前者以田中二郎为代表，认为损失要同时符合特别与牺牲两项标准，才能予以补偿。对此，日本公法学早期巨擘美浓部达吉认为，补偿损失不是宪法的义务，是否认可属于立法政策问题。判决2明确说明符合该财产权本来性质的限制无需补偿。
在此背景下，今村成和以财产权的本来效用为基轴所提出的补偿判断标准就显得更为明确有力。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公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堪称日本公法学的鼻祖、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一代巨擘，其地位无可替代。
[26]参见东京地方法院1990年9月18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41卷9号，第1471页。而如果当损失特别轻微或者损失符合公平原则时，那么权利人就不得不忍受该损失的发生，而无权获得补偿。
而作为财产权核心内容的所有权又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在此之后，远藤博也、安本典夫、小高刚的学说也多涉及财产权的使用状况。[28][日]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论》，学阳书房2010年版，第270页。[9]美浓部达吉从公民身份入手强调公民之于国家的义务，将公民的忍受义务作为不予补偿的理由，尽管未能展开，但是为后续行政补偿理论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请求权前提等提供了思想基础。针对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判断标准，日本学界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在进行激烈探讨。[5]从行政法视角研究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的论文，可参见张效羽：《论财产权公益限制的补偿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尽管状况拘束性理论并没有就其适用领域或范围作出限制，但是现阶段德国和日本的司法实践仅将该理论适用于自然保护、景观保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能否将该理论延展至财产权限制的所有一般领域尚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以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为例。
东京地方法院在1986年3月17日的判决中指出，由于土地位于自然公园内，因此在该土地的使用过程中考虑其所处环境的风土和景观的做法，符合土地的本来属性。在这一阶段，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频繁限制私有土地的使用权，实践中相继出现多起由于财产权受限制而要求获得行政补偿的案件。
尽管不同国家对财产权的性质定位存在前提性的差异，然而对于财产权的使用状况在受到公权力限制前后是否存在差异的判断则是一致的，可资借鉴。但如果深入发掘就会发现，远藤的学说虽然在形式上是以规制行为作为判断标准，然而其对规制行为性质的探讨是为了以规制行为对权利侵害的强弱，来判断该行为对财产造成的限制是否是内在的、必然的限制，考察行为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判断损失。
[20]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游业的发展，为加强保护自然景观的力度，日本于1957年颁布《自然公园法》。第四类则是混合了前几类因素的综合说。作为财产权保障的第二层面，对于财产权价值保障的限制条件也相对宽松。[30]关于平等负担，可参见[日]玉卷弘光：《土地利用规制与损失补偿的要否》，《东海法学》第9号（1993），第358页。
然而，真正将状况拘束性理论实现日本本土化的是法院的判决。林来梵：《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法学》1999年第3期。
[6]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下财产权也必须合乎公共福祉，因此难免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为了公共福祉而进行法律上的利用限制，这是财产权所有者当然应当忍受的。本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补偿请求。
也就是说，《宪法》第29条第3款所规定补偿请求仅适用于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权的限制超出一般生活上的忍受限度，并且对特定人造成了损失的情况。[29]参见张翔：《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9期，第64-66页。
[5]诚然，对财产权限制进行基础理论或实例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但缺少从行政法特别是行政补偿的角度对具体制度中财产权的限制条件、补偿条件、补偿判断标准、补偿标准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则多少有些遗憾。[15][日]今村成和：《损失补偿制度的研究》，有斐阁1968年版，第31页。当对财产权存续保障的限制已经作成，权利人是否能够获得补偿就应以损失为中心，考虑财产权被限制的程度（是否是本质限制）及损失的大小，而限制目的及手段等已经在存续保障中被证成过的条件此时就不再作为补偿的考量因素。[6]参见[日]西野章：《财产权限制与损失补偿的要否》，《法政理论》第33卷第1号（2000年），第2-3页。
具体来说，判决1指出，当对财产权本质内容造成侵害，或者说虽然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但课予了与财产权效用无关的限制时，应给予补偿。[13]相类似的，安本典夫认为，财产权尤其是土地等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42]参见[日]西野章：《国家补偿法概说》，劲草书房2008年版，第203页。[44]以预防接种事件为例。
{5}[日]宇贺克也：《国家补偿法》，肖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2] 就损失的判断而言，特别牺牲理论已成为当下的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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